权力结构、政治激励和经济增长[pdf txt epub mobi azw3]

作者:章奇/刘明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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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价：

• “中国的商业从来没有达到影响政治的地步。”有趣的问题，也有不少先锋观点，以史料论述经济加一星。
• 完美诠释了义乌阿里为啥出现在浙江
• 属于是越翻阅快的那类书（毕竟是论文），观点很新颖受用，书用了80%以上篇幅描述浙江省从革命时期、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一路以来的地方政治生态，用案例以及数据归纳法，说明民营经济在游击队干部为主导的地区比以南下干部为主导的地区发展的好。原因是在政治环境不稳定和宏观经济环境不确定的背景下，处于边缘地位的游击队干部和地方群众形成了权力联盟，从而有了地方化的产权保护，用现在的政治口号叫——好的营商环境。权力分布越平均的地方，营商环境越好，因为向上寻求政治资源太难，故而向下寻。
• 终于知道了何谓“南下干部” 以本地干部与南下这批争夺的是向上的资源还是民众支持的观点非常有趣。以及也部分解释了前期温州市场经济发展萌芽的环境背景。
• 非常好的书，作为一个浙江人对家乡经济的发展有了更多的认识
• 权力分配和政治关系的异质性：南下干部VS本土游击队两大势力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有着不同着力方向，这一观点非常新颖有趣。放开写会更好，江苏模式VS浙江模式这一章完全可以扩成一本书。
• 《跨越边界的社区》前传。部分内容暗合查尔斯蒂利的信义网络研究和理查德拉克曼的精英斗争理论，不过因为是历史社会学这个学科的理论所以作者不熟悉。
• 3.0为背书而生，以结论来找依据。口水书
• 基本结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政治环境下，处在权力格局边缘地带的干部基于政治生存的考虑，以提供非正式产权保护这一公共品的方式换取政治支持，进而奠定了民营经济繁荣的基础。而之所以基层政治支持是有效的政治资源，是因为年代特殊，可以搞群众运动；以及造反派要来夺权的时候，还能得到群众的保护。实证检验：是否游击队县-民营经济表现。总而言之，这个研究就贼清奇，看书名像是经济学，看理论像是政治学，看内容又像历史学。一句话概括，就是从政治学理论出发，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进行的对经济问题的分析。真的挺清奇的......
• 从哪里获得政治支持，取决于政治精英在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越是靠近权力核心，越依赖于自上而下的庇护和提拔；反之，越是处于权力边缘，就越可能成为基层的帮助之手。这种通过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交换所体现出来的产权保护是一种非正式契约式的公共产量提供机制。虽然具有很大局限性，但对本来就缺乏完善的正式产权保护制度的经济体而言，这种机制还是有用的。
• 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来看，官员的判断并不是来自良心或者说理想信念，而是来自利益驱动。政策文件一直有缝隙，一直都有辗转腾挪的空间。在看似暴风骤雨般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下，江浙地区的民营经济顽强的生存下来，一方面证实了市场的伟大力量，另一方面，证实了地方官员们在忠诚工作中充满了潜在的技巧。相比打压民众，官员们也更乐于排除异己、打压对手，在派系斗争中巩固自己的地位。改革开放，并不是开个会，或者在南海边画个圈这一么充满了戏剧性瞬间的过程，背后的利益群体一直都存在
• 两双手这个框架有点意思
• 作者文字犀利，给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给出了一个很有趣且可以广泛使用的解释框架
• 原来经济的发展也是一种政治博弈以及话语权争夺
• 第一本读进去的理论书，政治经济学的框架竟然如此有说服力
• 在浙江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权力博弈消长的舞台上，民营经济趁势而起、破土而出
• 温州的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太骚了
• 新思路，政经的有趣小分支
• 非常有意思，在微信里听的，听的我都不困了。
• 4.5星。确实是一本好作品，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理论，处于边缘的官员更有动力通过提供产权保护和支持市场化经济来获得基层支持。我最后扣了半星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我觉得作者没有很好地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讨好基层可以增加政治生存概率？基层如何结构性地、制度性地影响官员的升迁？讨好上级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上级就是决定升迁的人。但是基层民众的影响在我看来是非结构、非制度性的。作者举了一些例子，比如四清来解释讨好民众帮助官员转危为安了。但游击队干部在大跃进时期讨好基层的时候并不知道之后会有四清啊。如果游击队干部预见到了，为什么南下干部预见不到呢？四清说到底不是一个制度性的民众参与政治的方式。第二，我觉得作者不应该把理论的解释限制在中国，这限制了本书的阅读面。
• 有趣而用心的研究，有insight。在权力结构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地方政治精英，由于讨好上级的收益低，转而通过保护基层利益换取支持以提高政治生存概率，进而影响经济/制度发展。论证有血有肉，丰富的访谈和地方志资料使本书增色不少，故事性可读性很高，定量实证较粗糙简单只作为论证补充。但核心机制从头到尾都没讲清楚，在一个自上而下的官僚制度中，保护本地基层利益为什么能保证干部的政治生存？在文革中(非稳定游戏规则时期)干部的政治地位的确可以argue说与体制外的基层群众支持有关，那在农业集体化与改革时期关联在哪？一个可能的替代解释是游击队干部的本地favoritism
• 非常有意思的角度
• 点找的很准，虽然围绕这个点，还可以做更大的文章。弱势派系在基层，经过反地f主义，反y，大y进，四清，wg等等动荡后，终于彻底跟“群众”站在一起。是“实用主义”，跟资本主义是有很大契合的。
• 文革对民营经济的正面作用
• 不赞同所有内容，但这本书应该是必读
• 很受启发，思路大开
• 读着读着以为是在讲文革 不过结论观点还是挺有意思的
• 地方官员是否处在政治边缘地带，决定他是否需要赢得基层力量的支持，进而决定是否会对产权进行保护和提供优质公共品。 从浙江的共产革命态势谈起，整个论述很有层次，观点也很新。
•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一种思考方式能够解决的问题远比一个已经无法继续深入的结论来得重要，对于一个长期在重重迷雾与简单口号中摸索世界的中国人更是如此。
• 其实是反复论证，但是历史叙事的方法，整体相当于顺着时间线捋了一遍所以并不枯燥，最后一章论证江苏和浙江模式的异同，算是做了一个横向对比。 不过我觉得也仅仅是一个角度，不能充分证明为什么浙江的民营经济就冠绝天下，更多的可以解释浙江省内的差异，一旦把视角放到全国恐怕还不足以解释全部。
• 建议和《谁创造了经济奇迹》对读。二者描写的环境是类似的，从两者昨是而今非的环境中，能够对本书提到的痼疾和前景问题有自己的思考。
• 看完深有感触，其实总结起来就是：有前途的南下干部倾向于迎合上级政策，轻视本地民生；被排挤没有前途的游击干部则专注于保障民生，强化本地关系网。权力来源的不同决定了政策倾向的不同。
• 这是今年读过的最好的一本书，尽管实证上可能有些许小瑕疵，但瑕不掩瑜，我给满分。 因为这本书的观点惊世骇俗，在出版的短时间内甚至在市场上绝迹。抛开本书着重讨论的经济部分不谈，对基层政治生态的认识让人折服。 个人无法对抗组织，组织无法对抗体制，绝大部分人一生所求的，仅仅是在体制夹缝处求生存而已，人终归是渺小的。
• 好看。简直是一部建国后政治经济发展简史。民营经济发展好的地区，竟然是当地领导干部处于省级权力边缘的地方，浙江的游击队区域，江苏的山东干部区域。也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建立在多么脆弱的基础上。而近期国进民退，中央权力的加强，地方权力的衰落是这一模式的隐忧。大跃进和文革造成的破坏和动乱，触目惊心。文革期间的动乱反而造成权力下放，地下经济蓬勃发展，底层民众自发的创造力，让人印象深刻。有意思的是赵xx居然是敏感词，好多次都没有正面提及。
• 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之所以比较突出，主要还是因为浙江很多地方的地方干部在权力结构中处于边缘地位，他们为保证自己的政治生存采取了保护本地经济利益以争取潜在基层支持者的政治支持的策略。因此，关键的解释变量是地方政治精英在权力结构中所处的地位，这决定了他们究竟是向上寻求政治保护和提携（即采取“争宠”策略），还是向下寻求政治支持（即采取保护本地基层支持者的经济利益的策略）。 同样地，一个反事实（counterfactual）的推论是，即使某地存在一个强大的地方干部群体，如果他们在权力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而不是边缘地位，那么他们采取保护本地基层支持者的经济利益这一策略的可能性就不高，而此时那些处于边缘地位的干部群体（哪怕他们是“南下干部”），采取这一策略的可能性反而会很高，江苏就是这样。
• 我给这本书打五星，绝不是因为它告诉了我什么新奇的观点，也并不是它验证了什么已有的观点，坦白的说，它的研究我并不是那么信服。我是拿它当一本反映改革开放前基层政治生态的小册子来看的，它充分的满足了我的好奇心
• 完整的分析框架和严谨的证据推理，全书娓娓道来，趣味横生，读后有很多收获启发，刷新对中国过去几十年历史的认知。
• 一气呵成，酣畅淋漓。值得任何一位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或CultureRevo感兴趣的读者深入阅读。
• 不予置评。对政治生态的描绘很好。
• 拍案叫绝，他把民营经济看得很透彻
• 南下干部，游击队县，民营经济，高层模糊，调理清晰，论据难得。
• 在权力结构中处于边缘位置的干部管辖的区域经济更liberal，直觉上看，边缘干部管理的区域就是国家能力弱，而社会力量得以喘息的空间；作者的理论部分清晰有说服力，但以改革开放为断点，前后的精英行动逻辑是有差别的，前期是一种生存的逻辑（抵抗上级，依赖群众），而后期可能更多是寻租的需要（普遍的改革，不一定依赖群众，被地方企业“俘获”了；变相的讨好上级，没有政治资本，所以更需要经济表现 ），书里对前半部分frame的非常好，但后半部分其实略有些脱节了，作者从第五章开始叙述的是“在改革开放前就形成的互赢共生的政治纽带继续延续并获得新发展”的过程，不否认派系的存续，但已经看不清晰了，接着只能是路径依赖，这里有一个语焉不详的跳跃；最喜欢一头一尾，尤其是结尾，解答了我很多疑惑，一本很好的书^_^
• 值得五星好评。
• 很好读 写得非常清楚 赞
• 中国总是需要更多直面历史，直面现实的作品，不是吗？
• 4.5。先有框架后找材料的典范。观点跟大宝耦合，+0.5。大宝牛逼。
• 越是靠近权力核心，政治生存依赖于自上而下的庇佑和提拔的官员，就越有可能成为掠夺之手。反之，越是处于权力边缘，从现有政治体系和权力网络中获得庇佑和晋升的可能性越小的官员，就越有可能成为帮助之手。
• 大体翻过，论点有趣且明确（互相取暖），论据默认为真，相关数学证明不明觉厉。
• 水，基本没有有价值的分析
• 论点，举证，结论。
• TR老师推荐，解读台州、温州模式背后的政经逻辑。解放后“南下干部”被派往南方占据要位，和江苏相比，浙江本地的前游击队干部被边缘化地更加厉害，因此既然无法“向上”争宠，就“向下”保护农民、民营经济以寻求群众支持，在改革开放前“游击队县”就在维护基层而违抗上意，和“非游击队县”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这种行为模式的延续对改革开放后的民营经济发展给予保障，但对政治发展影响有限：发展并未推动民主化、催生有民主政治诉求、自主意识和集体行动能力的企业家阶层。
• 完善的制度指向稳定有序。另一边意味着更多的自主性和可能性。永远不能低估中国人的创造力。
• 近年来最好的中国政治经济著作，作者以浙江民营经济的奇迹为解释对象，探究私营企业发展的政治基础。核心逻辑：边缘化的政治精英无法获得上级青睐，因而选择从更基层的力量中获得支持，提升自己的政治生存概率。作为交换，政治精英承诺不剥夺和没收其潜在支持者的财产，对其投资及其收益予以承认并进行保护。
• 作者认为官员的首要任务是政治生存，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官员的晋升激励问题，地方干部与体制外基层群众的合作至多只能获得对上级的弱牵制，并无法获得晋升机会。但如果考虑到建国以来复杂的政治环境以及反复的政治运动，维护自身的安全与政治地位确实会比寻求晋升更为重要，而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这个推论还是较为合理的。同时，在改革开放后，由于经济中心的确立，地方干部在政策不明朗及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继续维持改革前与群众的良好关系，相比于另起炉灶的改变合作对象，能够取得更为保险与直观的经济增长，从而获得晋升资本。此外，改革开放前后最重要的区别点不在于权力结构的变化，而在于宏观政治环境的稳定性差异，改开后政治上的失势并不会带来人身安全和自由方面的危险。
• 以浙江、江苏两地的微观政治生态观察研究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好书，值得扩展性的阅读和思考。
• 这本书真是看得及时，一方面让我理解了权力结构带来的行为方式，另一方面，也让我理解了中国的政商关系，特别是最后一章，太有启发了。虽然整体来看，略嫌啰嗦，比较学术化，但不妨碍这本书对创业者来说是本好书。PS：谈权力如何保障基层干部促进经济发展的核心逻辑，欧神推荐。
• 非离政治近者不能想到。建国后南方地方政局；又可见党再吊终究不能控制到毫末；中央与地方之争，毛在之日与毛不在之日地方人士之权力（譬如改革时省级领导人重要性凸显，如农业改革问题）可有变化；游击队与非游击队地区（我要问是否游击队区都贫困，而一般给贫困人多点政策）；获得上层支持的南下派与“地方主义”代表游击队派，后者需获得下层支持；农业集体化进程；文革时浙江的地方经济（譬如有黑市）；82年1月中央文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83年末全国几都实施，84年人民公社制度结束；地方政府权力寻租，出借集体企业名头；袁芳烈十二大后转变；一个大的东西，“天宪”与“中央精神”，为什么要借助这些，借助之作用；成果变大之后，政治来了；政局动荡，意识形态“资”与“社”；蓝天宾馆，黄岩；推广：游击区+外来干部掌权；尾巴几页好。
• 中文作品竟能写成这样有逻辑、有框架
• 读完有了一种通透的感觉，高层的模棱两可，给了边缘政治干部生存的空间。游击队干部们如何生存，唯有创新，争取群众支持。这和中国历史上的乡绅制度有些类似，但是又不是完全一致。同时，对于建国之后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 角度很特别 有启发到
• 这本书必须和那本《转型中的地方政府》一起，整一个文章介绍，才配得上这么有意思的内容哈哈哈
• 算是近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研究中比较有意思的，本质上是对布鲁斯·布埃诺-德梅斯基塔等政治生存理论的扩展。“游击队理论”实际上是关于民营经济和有限产权保障如何从无到有的故事，对之后经济增长的解释是附带的。“边缘化政治精英需要动员群众获得支持”是最关键的机制，但该机制的理论和实证依据集中在文革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到了八十年代，民营经济发展起来的地方的发展路径已经锁定了，不管是袁芳烈这样的南下干部还是董朝才这样的浙江本地土改干部都会顺势而为。那么就有两个问题。首先，在文革期间，我们无法识别游击队干部是如本书认为的那样谋求政治生存才动员群众，还是由于上升无望又无法通过运动获取利益（特别是中后期），才默许甚至参与私营经济以获取经济利益。其次，在无法公开动员群众的近几十年，类似机制依然存在，这又是为什么呢？
• 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很讨巧的写作方式，例如80年代某个不能提到的领导人，还有展望未来时置于当下的联系。相当棒的一本书，相当灵动的一套政治理论
• 了解浙江，从一方面解读浙江。可以推广至大部分地区的分析方法。
• 当政治精英的内部权力分配导致一部分精英被边缘化从而无法依靠现有体制来保证自己的政治生存时，就会通过提供类似产权保护的公共产品来争取基层支持者的政治支持，从而实现地方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南下干部和地方干部在权力上的力量博弈，决定了处于边缘方的行为选择，从而对地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珠三角，泉州，唐山的情况是有点玄妙，只不过本书的重点在于分析浙江，对比延伸一下应该更有意思了。
• 从微观上剖析中国私有化进程，解释和分析很有深度，好书推荐
• 本书视角新，解释逻辑缜密，一头一尾的分析很有力度。事实上，中国共产革命最后的胜利大致属于自北向南的征服，南方各省的干部也基本上都是南下干部。长征干部出将入相执掌中央大权，抗日根据地干部（外加部分北方局系统的白区干部）和北方南下干部镇守四方，由此所形成的权力结构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还没有深入的研究，章奇和刘明兴两位的这部作品算得上是这一领域的拓荒之作。
• 有一个致命的怀疑：中国基层社会是否能为处于边缘化的政治精英们提供政治支持？即使可以，这种支持能到哪种程度？是否足以保证他们的政治生存率？应该有更多的因素被考虑进来，比如地缘，比如人的性格差异。但依然喜欢这样的分析。
• 我要给五星，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只是在写书而不是在分析经济，因为经济不是单纯的一门学科，至少在中国政治变迁历史中，它更多扮演着一种被动（也算相辅相成）的角色。 本书着重分析浙江地区从解放战争时期形成的权力结构的形成，到建国，到文革，到改开各个阶段下的地方政府的政治精英的各类政治决策，他们考虑着政治前途，气候，中心的干部和边缘的干部获取上面或者下面的权力支持，导致的经济发展走向，这种视角非常棒，比单一的去聊经济靠谱的多。 这类书我们应该多一点，毕竟“政治搭台，经济唱戏”是这一阶段性的特征，谈经济发展必然会谈到政治。
• 时值建党百年，读此书恰好具备学党史的特殊意义，尤其是作者的结论早始自解放前的革命时期。前日与同事闲聊，对方抨击我全盘否定“文革”的观点，提出了那时国家社会维持运转等疑问，颇有见地。此书的研究角度和成果结论则作了一些解答，指出了全国范围内集权体制下仍不乏贤达猛士和尝试突破，证明了权力结构对经济成分和改革导向的关键作用，并且以之为非正式产权保护和政策激励的源泉。基于海量档案和访谈的翔实论证令人极为信服，某些章节引用的金玉之言和跌宕起伏的记述甚至令人欲罢不能，为此类由经验事实推导却违背一般常识的结果感到异常惊喜。得益于读研期间在政治学和经济学等方向的些许了解，我较容易接受以党政体制和地方政治为主的理论框架，对章刘等新锐所从事研究相见恨晚。因从论文扩充而来，此书遗憾地保留了许多错表、赘言、碎语弊病。
• 二位作者在浩如烟海的社科素材里找到了一个非常精巧的切口，以浙江的民营经济发展为主线，提纲挈领地再现了新中国七十年来的经济与政治演进历程。基于边缘性地方政治精英与基层社群良性互动的非制度化契约关系建立起来的“游击队理论”可以看作科斯《变革中国》里“边缘革命”理论的延伸发展和实证范例，可置信承诺模式和地方化产权保护机制的相互促成为探讨新中国的民营经济提供了明晰的进路。在全书的末尾，作者还将数理化的“浙江模式”进行推广，阐释了苏南、珠三角、泉州等多个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框架。非常精彩！
• 结论优于论证过程
• 浙江的经济是怎样起步的？
• 1.游击队干部在受到上层限制下走群众路线（书里论证这几乎是对自己有利的唯一出路）.同时也证明了这种情况是特殊的历史时代背景所造成的.2.和父母的经历及她们提到的本地历史有一些连接,比如家乡经历过饥荒,村里有人跑到江西去.改革前本地有交易市场,家家户户会养牛或者种经济作物.总体来说父亲母亲的生活和一些同时代的人相比好很多了,感谢本地的游击干部和后面支持发展的干部们.3.希望在特殊时期为了老百姓生活被不公正不合理打压的干部们改开之后都赚了大钱,脑子灵活一定可以的吧.
• 这本书确实猛
• 十分精彩，整个逻辑建立于“一统体制”的固有矛盾之上，权力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干部要在遵循指令抑或顾及下情之间作出权衡取舍；而除了着力强调的“官员越处于边缘位置，其越有动力保护和支持民间经济”，作者在附录其实亦点明官员需要有“回旋余地和行动自由”乃至高层支持才有“能力”为自身的政治地位着想支持民间经济。 （P.S.时代的印记一则：2016年出版的本书，已经需要用“四川当时的省委领导人”“当时国务院副总理”“这位领导人”这样的称谓了） （P.P.S. 浙江文革的外国研究引来引去都是Forster，但参考文献竟然不见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奇哉怪也）
• 在南下干部的背景下，游击队越多的地方，地方政治势力越大，不受中央支持的时候转向群众路线，保护地方的地方主义，改开后带来地方经济的非正式产权保护，促进经济发展。当然，长期是不可持续的。打通时间断点，红色力量的政治支持根据权力结构的不同成为变量，本书亮点。
• 复杂经济结果的一种解释，但是单个原因解释社会问题是不可能的。 地方产权保护主义，边缘政治群体，游击队与南下干部，文革期间民营经济夹缝中壮大。
• 将历史分析与计量模型结合起来，思路很清晰。
• 一个官员是否推行有利于民营经济的政策，跟他是不是当地人无关，而取决于他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和政治资源。如果他处在边缘，缺少上层的政治资源，就会倾向于保护和发展本地民营经济；反之，则一切根据高层决策来执行。这就是浙江在游击干部担任基层官员的地方，民营经济发达，哪怕wg也屡禁不绝的原因；也是浙江在南下干部担任基层官员的地方，民营经济相对较好的原因。这一模式，对民营经济总体当然是有利的。但问题在于，这是特定权力结构的产物，是非正式制度，而一直没有制度化、法治化，因而它始终是特殊的，脆弱的，不稳定的。它仍然是一种依附于权力的政治经济学。
• 在社会上混得不错 和想混得不错的人都应该看一看
• 视角独特，揭示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易被忽略的一环——地方干部与基层百姓之间的合作。在权力系统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地方干部，因缺乏向上寻求政治支持和保护的渠道，就只能向下寻求政治支持。因历史原因，1949后浙江的政治权力格局中，南下干部处于支配性地位，当地游击队干部被边缘化。弱势的地方政治精英，迫切需要把潜在的基层支持力量转化为现实的力量；而在经济全面“公有化”的年代里，百姓的生存和发展，最需要一种类似产权保护的机制。共同的弱势处境令双方不谋而合，一种非正式的“地方化产权保护机制”在摸索中逐渐成形。正因为这种隐秘的合作，使得上世纪五十年代浙江就出现了屡禁不绝的“包产到户”现象，民营经济甚至能在文化大革命的乱局中迎来发展空间。不过，这书虽提供了一种有解释力的模式，但也过滤掉了太多不可量化的因素。
• 非常新奇的思路
• 非常精彩，既提出了一个好的idea，论证也很清晰
• 象牙塔对官场的偏见，实际运行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 本书提出了一个相当新颖的理论，即边缘化的地方政治精英具有保护产权和民营经济的动力，本地游击队干部与当地群众的联合是 浙江民营经济几十年来生生不息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本书有着严谨的学术论证和实证检验，个人认为美中不足的是略微缺乏因果性的检验，结论也无法排除地方禀赋的影响（而作者一开始就批驳了地方禀赋理论的解释）。本书开篇致辞为“献给我们的父亲母亲”，的确，本书不仅是学术论文，也是浙江地方民营经济波澜壮阔发展历程的优美传记。 PS.温州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两任决心到温州“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钦差大臣，来到温州后都被当地民营经济的活力所震惊，转而成为坚定的改革家。我没去过温州，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
• 这本的落脚点在于地方政治经济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说明边缘化的地方干部与基层群众间所形成的互惠互利关系保护了地方民营经济的发展，产权保护则是地方干部的诚意，企图获得群众的支持。印象最深刻的是关于文革那块的叙述，就文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成为了浙江省资本主义的推手（因为文革给予地方干部激励去发展民营经济）。还有一部分，就是关于高层决策以及政治不确定那块，就是地方官员如何读懂圣意那块写得也很精彩。总之，是一本历史角度的研究特定区域经济发展的书吧，对外行人不太友好，以及现在研究这些都用DID嘛。。。最后，浙江跟我苏的那个对比，我可算是把为何江苏国营经济更发达，民营经济一般般搞得比较清楚了。
• 量化部分画蛇添足 创新并不多
• 视角可以说非常独特了，看似说了民营经济发展，实际也顺便以一省为切口，梳理了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政治历程。
• 核心观点很有意思：所有政治精英都彼此通过一些正式和非正式的关系和权力网络而发生联系，且这种联系是具有异质性的。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政治环境下，边缘化的政治精英有争取基层政治支持的需要。
• 挺有趣的，所以也就是说当官员无法晋升的时候，他才可能为人民服务……
• 评分过高，这本当作改革开放前的地方政府生态小册子看。任何政治都是地方政治。正如书中描述的游击队县和非游击队县的政治精英存在着政治博弈，作为一个地方政治精英，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要么迎合上级的偏好，寻求政治上的保护，而不顾地方利益，要么向下承诺产权保护，即承诺不没收，以寻求基层支持者，是此书的理论框架。
• 隔了将近一年终于把最后两章读完了，确实如李辉老师所说，“这是一部想象力极为丰富的作品。”本书更多是制度经济学逻辑的延续，聚焦浙江产权保护的地缘差异。整个研究暗含如下被广泛接受的论断：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在本质上并非市民社会自发性的结果，而是源发于体制改革的政治刺激，因而是建立在政商隐性契约这一低制度化的基础上的。而政商隐性契约的订立则与地方干部在特定权力结构中的相对位置所带来的政治激励效应密切相关，高层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政治信号通过这一中介效应影响民营企业发展，非常系统且完善的机制。
• 太震撼了，优秀的国内政治经济学分析。 以浙江的新中国史作为切入视角，辅以苏南经验来使得“权力结构”而非地域结构的论证更完善化，解答了为何会有温州模式，甚至提出所谓的“珠三角模式”、“唐山模式”、“泉州模式”亦有相似的可研讨之处。 作者结尾处表达了强烈地希望推动《物权法》从法理上到事实上的转变，可见其内心深深地对这般一遇上层风向便土崩瓦解的地方弱产权保护机制的担忧。
• 一直很疑惑于被边缘化的干部有什么动力去实行地方产权保护，所以本书更可以看成是被边缘化的政治精英为了自己的政治生存而做的消极行为，间接为其获取到了意想不到的政治收益。
• “当政治精英的内部权力分配导致一部分精英被边缘化从而无法依靠现有体制来保证自己的政治生存时，他们就会通过提供类似产权保护的公共产品来争取基层支持者的政治支持，从而实现地方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迷人的洞见与思辨。
• 选题不新，但interesting。两位博士建议也颇有文士之风。可悲的是，成书之后的5年，肉食者的实践不仅与建议相悖，且相悖程度之深，深不可测。
• 简单写了个书评，在日记，https://www.douban.com/note/770800545/
• 游击队干部之于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太重要！
• 这一派相比于锦标赛理论publication并不好的原因，在于：一缺乏普遍性，追求多元化解释；二假设过程处理的过于粗糙，游击队干部保护本地产权的激励在哪里？corruption？crony capitalism？要么是favoritism，这个incentive是最大的问题。再者，这个理论与锦标赛相比没有insight，游击队有用的话我们要回去建更多游击队吗？有点儿历史先验论的味道，讲到产权保护就够了，产权保护的差异可能是各种各样历史因素的结果，这一层面就意义不大了。就像Acemoglu的大西洋文章一样，讲到institution就可以了，至于英国为什么议会很早就有很大的权力，这是second order的事情。
• 地方干部与民营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已有研究主要从干部经济利益、绩效考核两个角度进行解释。本书作者认为干部经济利益角度忽视了地方干部作为政治人物的特性，即对他们而言政治权力是首要的，经济利益角度无法解释为何部分干部愿意冒着巨大政治风险支持民营经济。而绩效考核视角则与现实政治存在差距。作者以浙江50-90年代经济史为个案，从地方政府权力结构角度解释民营经济得以发展的机制。认为是处于权力结构边缘的地方干部对民营经济提供的产权保护机制促成了民营经济的成功。这类干部由于缺乏上级庇护，在面临政治风险时需要转向基层寻求政治支持，从而与民企形成互惠互利关系。但本书所指民营经济主要为本地资本，对外来资本未作分析，而在90年代及之后的经济实践中，外来资本常是由那些处于权力核心的干部群体引来，两者又呈现何种关系呢？
• 重印之后终于入了一本，补票。期待以后去听章奇老师的课。
• 第一次津津有味地读完了一本学术味如此之浓的理论著作，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不同视角
• 全书很清晰的逻辑，说明在权力资源有限的零和博弈情况下，从政治生存理论出发，浙江的南下部队和本地游击部队两者，前者占据权力核心，寻求上级政府的认可，来自上级的政治激励，而后者位于政治边缘化，寻求基层群众的政治支持，这种权力结构下，连锁着政治激励的来源不同，导致最终各个县区地方的经济差异（主要是前期民营经济的积累。我国是政治集权的体制，进而江苏发展的比浙江好也是得益于此，上下权利一心。虽然原始是为了搞懂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但是更多的读出了政治争斗和对国家制度选择上的分歧。
• 主要聚焦了浙江经济的发展，论证以游击干部和非游击干部在浙江省内部人事任命差异展开，因为晋升通道受阻，基层干部转而同底层群众合谋，也算是奠定了建国后期浙江民营经济的基础吧。
• 逻辑清晰，角度独特
• 遗憾的是不少内容来源于访谈，即便是有污点的历史也不应该以这种方式流传
• 全书概括为：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政治
• 作者分析了浙江省地方权力结构的分布对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作者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统计数据，通过计量模型定量分析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地区差异，明确了地方化产权保护机制，在权力异质性存在的情况下，在权力结构和网络中处于边缘的干部更有动力去发展民营经济，从而争取基层的支持，以最大限度提高自己政治生存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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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高度不确定性的政治环境中，政治精英首先要保证自己的政治生存，需要向上或向下寻求支持。在权力异质性存在的情况下，在权力网络中被边缘化的干部具有更强的动机去发展民营经济以争取基层支持者。从地方民营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那些在权力网络中被边缘化的干部相对占据优势的地方，其辖区内民营经济的产权保护状况将相对更好，从而民营经济的发展绩效会更佳。这就是浙江在游击干部担任基层官员的地方，民营经济发达，哪怕wg也屡禁不绝的原因；也是浙江在南下干部担任基层官员的地方，民营经济相对较好的原因。这一模式，对民营经济总体当然是有利的。但问题在于，这是特定权力结构的产物，是非正式制度，而一直没有制度化、法治化，因而它始终是特殊的，脆弱的，不稳定的。它仍然是一种依附于权力的政治经济学。
• 政治因素必然是考察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本书从权力结构的角度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当政治运动带来迫切危险，高层政治信号混乱时，位于权力边缘的政治精英，出于政治生存的考虑，有空间也有激励提供一定程度的产权保护，客观上助推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虽然这一机制在今日的作用情况和形式仍有待考察，但它及其发生背景也在提醒我们：限制权力以及让权力有效回应公民的需求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毕竟，所谓“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是不能割裂起来看的，值得警醒反思的那些要素仍以不同的方式在发生作用。